已近８０高龄的北京大学教授白化文前不久来深讲学，记者得以与这位老学者面对面，探讨“国学”的种种“变”与“不变”。

    自小浸淫国学，一生致力于研究佛学、敦煌遗书目录和敦煌变文的问题及文学目录和宗教目录，与季羡林先生渊源颇深的白化文，却谦虚地称自己只是大师“门生”。他反对国学过热，也不赞成中国文化传统断裂的说法，坚持要老老实实读国学，并声明自己“称不上国学家”。“中国图书馆学特别是目录学的工作者、佛教和敦煌学的学习者”，是白化文给自己的定位，“拿这尺子量我才比较合适”。

    最近的国学热是“皮球反弹”

    《文化广场》：国学究竟该怎么定义？国学的范畴应包括哪些东西？

    白化文：国学，是西学东渐以来新产生的一个词。准确地说，应该是从“五四运动”以后，拿“国学”与“西学”对比的说法在社会上就比较流行了。一个典型的例子，是胡适１９２２年底在北京大学创办《国学季刊》，东南大学创办了《国学丛刊》，一南一北两所大学在上世纪２０年代都创办了国学杂志，可见当时“整理国故”的学术风气。当时学者对于“国学”的定义，指的应该是西学大量传入中国以前（１９世纪末）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总称，包括儒释道法工商农医等等。这还只是它的第一层意义，我认为，它的内涵还应包括近现代以至当代对于“国学”的研究与发展，比如《国学研究》，比如于丹的《论语》解读。

    《文化广场》：关于国学究竟“热”了没有，学者们有两派观点，一派说国学是“闹”不是“热”；另一派认为，读经讲史过去更“热”。您如何看？

    白化文：的确“热”起来了。就像皮球反弹原理，这与“文革”十年的文化大浩劫很有关系。当时，几乎所有的国学都被批判殆尽，最近的国学热就是“文革”十年的“皮球反弹”。

    中国文化传统并未断裂

    《文化广场》：也有许多学者认为，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，早在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后就开始了，如今的“国学热”是百年中国思想界观念体系全面重建的表现。您同意这种说法吗？

    白化文：说五四运动以后，我们全盘抛弃了传统文化，这是不研究历史。我们的老师，没有一个不热爱中国传统学说，即便理工科也是如此，李政道、杨政宁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者，从小受到古典文化的训练。况且，在当时的社会上，经典、民俗也都还是老百姓的现实，比如说婚丧嫁娶、四书五经。所以说，这点传统在“五四运动”时期绝对还没有断。真正开始漠视它，那是解放后的事了。

    另一方面，解放后对于传统文化的研究较之前要进步多了。上世纪４０年代，胡绳用笔名“蒲韧”出版的《二千年间》，是运用马列主义角度研究中国历史的早期成果之一。解放后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还真是与时俱进了，并且确实百家争鸣。此外，整理中国古典文献的成就，在建国后也是空前的。拿研究北京的历史文献来说，过去有不少，可都是木刻本，且相当少见。解放后，北京出版社邀请学者来标点、整理并出版，资料翔实，随时可供勘查、研究。

    “国学大师”这帽子如今太廉价

    《文化广场》：如今众生喧嚣讲国学，国学院、大师班遍地开花，您如何看待当下的国学热？

    白化文：现在的“国学热”有个问题。它本身既不是很热，也不太可能再热了。我老觉得“国学热”是被一些人吵吵（炒作）起来的，并未见到什么开创性的研究成果。而真正的国学大师，我不敢说没出现，至少也还没盖棺定论。比如说季羡林先生，大家给他戴了一顶“国学大师”的帽子。其实，准确地说，他是以研究古代南亚某些文字和作品为主的一位大师，在中国开创了一个学派是真的。但“国学大师”这帽子如今太廉价。如果说“国学热”，那全国有关国学的报章杂志、图书出版应该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，我在图书馆里混了一辈子也没怎么看到这种盛况，相反，科技书倒是出了不少。

　　恢复到解放前高中生的国文水平

    《文化广场》：国学的当代价值何在？“古为今用”是不是一件好事？

    白化文：中国人一定要学习本国的学术，而且所谓“国学”经过封建社会两千年的传承，已经形成了一套系统的、使社会稳定的文化基础，对于当代的和谐社会有很大的借鉴意义。因此，我赞成适当普及国学。适当普及的前提是，现代人对“国学”已经很淡漠了。我的见解是，只要恢复到解放前高中生学习国文和本国史、本国地理的程度，就算很不容易了。

    《文化广场》：在您看来，大众学习国学应从哪些方面入手？如今的少儿读经、穿汉服、京剧进课堂等现象，您又怎么看？

    白化文：首先得将“国学”普及到九年义务教育中去，但我坚决反对少儿读经。少儿读经干嘛？过去少儿读《三字经》是为了认字，要念“三百千千”，即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、《千字文》、《千家诗》，念完这些再念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，一天念三行。

    读经典，应在初高中阶段的语文课本里多加国学经典篇目。我们可以看看解放前的国文课程设置。初中阶段，文言文和白话文的比例是７：３。到了高中阶段，就全是文言文了。１９５５年，时任教育部长的叶圣陶曾建议“语言”、“文学”分科，并在中学施行过三年。当时出两种教科书，一种是语言，一种是文学。“语言教科书”未免太深，相当于现在大学中文系的《中国语言概论》，我不太赞成，应该挪到大学去学。而“文学教科书”可是完全恢复了解放前的课程设置，我觉得现在值得借鉴。（记者 刘悠扬／文 韩 墨／图）